核心提示：2009年12月1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判处苑东和高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每经实习记者  黎光寿  发自北京

“每年我去公司开年会，都能见到苑东。”2010年3月4日，被中铁物资北京公司派到河北廊坊驻点销售的周迪民在电话里向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两年前到北京开年会时他就没有看到苑东，几个月后才知道他出事了。

周迪民口中的苑东，是原中国铁路物资北京公司金属部副部长兼钢轨部部长。苑东在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让老同学北京中铁顺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达公司）原总经理、实际控制人高建低价将自己单位的钢轨买走，然后又高价买回公司，牟取私利。日前，苑东及其“老同学”因犯贪污罪，被终审判处无期徒刑。

公产化私的隐秘路径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03年3月至2007年10月间，苑东利用职务便利，与高建“合作”，将北京公司的钢轨低价卖给高建控制的顺达公司，加价卖给高建妻子控制的北京中机汇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再大幅度加价后卖回中铁物资北京公司，共获利约1078.82万元，扣除应缴纳税款，苑东、高建非法占有约895.42万元。

据苑东供述，他主要负责钢轨的购买和销售。具体分为计划内和计划外。计划外的钢轨先由客户向钢轨部提出购买要求并支付相应货款，钢轨部再向钢轨公司购买并销给客户。计划外的钢轨价格高于计划内，但低于市场价格，后再按市场价格卖给客户，从中赚取差额。计划外钢轨有很大的利润空间。

中机汇通公司经理高建是苑东的同学，2002年，苑东提出让高建成立一家公司，参与“贸易”。于是高建了中铁顺达公司，法人代表是高建的妻子，高建也负责中铁顺达的经营。2003年“非典”前后，他和高建商谈，将北京公司的计划外钢轨低价卖给中机汇通，再由中机汇通平价卖给中铁顺达，再由中铁顺达加价卖回给北京公司，最后再由北京公司加价卖给客户。高建的公司挣到的是低价买回高价卖出的差额，而北京公司挣到的是买回钢轨加价后卖给客户的差额。

高建供述，他原来做的是轴承业务，2002年在苑东推动下成立了北京中铁顺达贸易有限公司。半年后，苑东让他再找一家公司，通过倒账的方式赚取一些利润，他就此选择了中机汇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准备好后，他按照苑东定的回购价开出中铁顺达的增值税票，北京公司再用支票付账，再通过中铁顺达开支票换取中机汇通的增值税票，再从中机汇通开支票给北京公司付款。中铁顺达占有了大部分利润。

2009年12月1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判处苑东和高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案件曝出监管漏洞

3月4日，一篇关于北京市宣武区检察院的新闻报道再次将此案推到众人面前。

宣武区检察院的检察官认为，此案中至少有两点显示了企业缺乏有效的控制，一是苑东集销售和采购这两个不相容的职位于一身，对销售和采购都有定价权，而且缺乏有效的监督；二是企业的销售发票也缺乏严格的控制。

而北京公司财务科科长孙某的证言也显示出无奈。该证言称，苑东在北京公司主管钢轨业务，北京公司和中铁顺达、中机汇通之间的业务往来流程跟其他公司是一样的，记账方式也是统一的。财务部门没有发现上述三家公司的业务有不符合规定的地方。只要符合财务手续，别人就看不出有问题。

北京市大禹律师事务所主任张燕生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她曾经关注过这个案子。“监管肯定是很重要的因素，整个过程没有人看到”，“现在部分企业和机关，从上到下，只要有机会就尽量占便宜，能捞就捞，当然会出问题。”

“监管不力是产生这件事情的因素，但也和个人的素质和分配制度上的不合理有关系”，张燕生认为，许多在国企工作的人员由于分配制度上的规定，工作很辛苦，责任很大，但报酬相对较少，“这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结果。”

张燕生认为，在案发的过程中，北京公司不可能一点都没有发现，应当建立一个鼓励监督的机制，只要更加谨慎一点，完全可以早点发现。“如果是私企老板，自己做控制，比较难以出现北京公司这样的问题，即便是员工中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也能够及时避免。”

相关监管制度仍未改变？

2010年3月4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中铁物资北京公司多个部门，各部门均表示此事比较敏感，不方便说什么问题。

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中铁物资北京公司总经理助理潘富杰了解案件的情况，建议记者找潘富杰了解情况。在该人士的指点下，记者找到了潘富杰的手机号码，不过电话接通时，对方并不承认自己就是潘富杰，其后，对方在与记者的通话中表示，苑东案件是中铁物资北京公司的最高机密，他什么也不知道。

中铁物资北京公司一名中层干部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苑东的事情是他自己没有把持住，“我们属于不同的部门，他出事后对我们没有影响”。记者询问是否有新的政策措施出台以防止类似事件，该人士表示没有什么新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