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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宁波看守所,值得称赞

 

疫情来了,刑辩律师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看守所会见难。

大庆市看守所,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看守所。律师会见只能通过律师协会的工作人员“业余”帮忙,会见时间只能安排在星期六,休息日工作对律师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这一周只有一次的会见,只有十分钟,不管你如果时间不够,对不起,再预约,幸运的话,下周六可能再安排十分钟,如果排不上,那就只有再往后排了。记得那一天,我按照要求8点半就到了看守所,到了才知道,这一天上午大约十名律师会见,都要求早上8点半过来,但会见室只有一个,也是通过视频,九点过后,会见开始了,我排在第三个。我进入视频室后,大约等了五分钟,我要见的被告人岳静波被提到了视频的另一端,我对着电脑跟她说话,音箱却挂在房顶位置,回声很大,岳静波听说将要视频开庭,用了五分钟的时间表达不同意,剩下的时间,我有千言万语,只能汇总成几句问话,岳静波对我的问题还没有回答完,时间到了,两名女警把她从座位上拉起来,岳静波挣扎着对着镜头喊她还没有说完的后半句话,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惊愕地看着她一步一回头的被拉了出去。直到现在,大庆市看守所的现状依然如此。

相比之下,太原市看守所的情况是不是更好一些呢?在太原看守所已经不直接接待律师了,所有律师的会见只能借用公安、检察院或法院的视频审讯系统会见,因此,律师能不能会见成,取决于公检法机关能不能给你安排。因为当时要开庭了,而我还没有与被告人见过面,所以杏花岭区法院还是努力给我安排了一天的时间会见,但是面对130多本卷宗,七个罪名的案件,一天的时间也是杯水车薪,无法深入的了解情况。从6月底安排这次会见之后,直到现在,我几次申请再次会见,都因法院连自身需求都无法满足而只能放弃。前不久传来了“好消息”,说是太原市看守所正在律师会见室内加装钢化玻璃和语音电话,据说有望很快可以在看守所会见了。我一直在想,隔着钢化玻璃用电话通话的局面在很多年以前,是律师会见室的常态,因双方通话的电话可以监听,为实现辩护律师会见应当“看得见,听不见”的目标,经各方努力,电话和钢化玻璃已经被拆除,今天疫情之下又重新安装上,这样“看得见”也“听得见”的会见,是不是又会成为过去的常态?

最令人想不到的,是宁波市看守所。

宁波市看守所绝不是像大庆看守所那样,律师预约会见似乎被律协业余“接管”了,还附加了一堆苛刻条件。在宁波看守所会见,从来都是看守所自己管理,你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他们预约,如果是工作时间,几乎立刻可以得到回复。记得我发邮件,说我需要一天的会见时间,那一边与我商讨了几个时间段之后,会见的时间就确定了下来。如果会见时间很简短,看守所还设有“快速通道”,快速通道会见时间一般是半个小时,只要有空位置,基本可以当天或第二天就能会见成。

走进宁波市看守所,里面窗明几净,桌面和地面的每一个角落都十分干净,无需自带抹布把脏兮兮的凳子和桌面擦出一片可以坐下来工作的地方,应该说,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干净的看守所。然而,最让我惊讶的不是这里的卫生,而是疫情之下律师会见几乎没有受到很大影响。疫情会见,无非是担心传染。宁波市看守所在会见室内采用了最为经济、简单、便捷和安全的隔离手段,把加厚的塑料薄膜从上到下粘在中间的铁栏杆上,塑料薄膜密不透风,可以安全阻隔双方的空气交流,但完全不会影响律师与被告人之间的交谈,双方既可以清楚的看清对方的脸面,还能清楚地听到对方的说话,无需高价的钢化玻璃,更无需安装电话语音系统,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会见几乎就是零障碍!我很震惊,感慨宁波市看守所如此人性的做法,他们没有多花一分钱,只用很少的钱就解决了各个看守所至今解决不了的问题,据了解,尽管疫情严重,宁波市看守所对律师的会见几乎并未中断,除疫情最严重的3、4月份期间有短暂停止和限制时间外,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会见,且未发生一例疫情传染的事件。

宁波市看守所能做到这些,表明了他们对突发事件有着良好的应对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说到底,是一个以积极热情对待工作的态度问题。相比较那些借着疫情“花大钱,建大工程”,以及那些借疫情找借口减少工作甚至刁难律师的看守所来说,宁波市看守所应当是全国所有看守所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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