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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贪官害怕的“反腐记者”高勤荣

中国青年报于昨天发长篇报道了高勤荣,报道的内容都是那么真切。虽经八年冤狱,高勤荣依然斗志不减,他这把“永不卷刃的投枪匕首”,直插世间不平事,令多少贪官下马,让那些欺人太甚的人闻风丧胆。高勤荣是我非常敬重的人,他的执着和勇敢是一般人比不了的。他右手举着烟用嘴使劲吸上两口,然后眯起眼睛坚定地说:“再干他一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每干一票都有震惊的新闻出现……

 
下面是转载《中国青年报》文章。http://zqb.cyol.com/html/2013-02/21/nw.D110000zgqnb_20130221_3-11.htm
 
 
“山西房媳”爆料人高勤荣的悲喜人生
 
“让那些欺负老百姓的人无处可藏”
 
本报记者 辛明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2月21日   11 版)
 
 
    这个春节,高勤荣过得心急火燎,他盼着节日赶紧过去。
 
    节前,他在微博上爆料“山西房媳”张彦拥有北京和山西两个户口的事件,引发全国舆论的热议。
 
    最近,人们忙于过年,事件渐渐冷了下来。但他没松气,一刻也没闲着,每天都忙着和线人沟通,搜集证据,继续发博。等正月十五一过,公众的视线重回微博,他将继续网络爆料。
 
    “反腐,不是一个人、一个团体能做得到的,我爆一个料,挖出一个线索,传统媒体再跟上,就形成合力,但证据必须确凿。”高勤荣说,“现在赶上好时候了,‘上头’号召我们‘老虎苍蝇一起打’,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心愿。群众实名举报,纪委就会查。这让那些欺负老百姓的人无处可藏。”
 
    高勤荣说,他现在无正式职业,靠跟朋友倒腾点小生意勉强为生。但微博爆料是他生活的中心,支撑他的是20多年的新闻理想。
 
    1984年,高勤荣进入新闻行业。1987年,他一篇稿子“干掉”了太原市委原副书记,从此在舆论监督的战线上一发不可收拾。1998年,因为揭露运城市“假渗灌工程”蒙冤入狱8年,至今仍在不断申诉。出狱后,他虽然没了记者证,却赶上了互联网自媒体时代,于是重新拿起笔,继续揭露了一大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事件: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白培中家中被劫丢失5千万元财物;山西女商人变身副县长,15年吃空饷……
 
    从当年的记者变身现在的互联网爆料人,高勤荣喜欢新闻这个行当。“某些基层官员贪腐,老百姓过得苦,我实在看不下去。”他在博客中自述是“一个蒙冤8年的反腐记者,一把永不卷刃的投枪匕首。虽不是梁山好汉,但有铮铮铁骨。”他在新浪微博的名字叫“高勤荣扬眉剑出鞘”,名字中透着个性。
 
    “闹他!继续大干。”老高情绪激昂。
 
    和记者面对面谈新闻、谈理想,他时而愤慨激昂地拍桌子,时而感动得眼泪打转。谈到自己和家人,他长吁短叹。这一路走来的苦难,冷暖自知。
 
    “三板斧”
 
    高勤荣,山西万荣人,因报道老家的负面新闻而出名,最后又“栽”在了老家的法庭上。
 
    他早年毕业于山西文学院,1984年进入山西青年报。刚去报社,写的都是主旋律。但基层去多了,知道的“坏事”也就多了,他眼里不揉沙子,开始打抱不平。
 
    “1988年,我就把当时的太原市委副书记父子两人‘干’掉了,书记之子强奸多名妇女,市公安局抓了三次,放了三次。”高勤荣说,“当时,太原市公安局局长见到我说,‘小高,我给你说个事,这个小子强奸妇女,被抓三次,他老子一个电话,我们就得放,你那里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高勤荣一听就火了,一个月内,他调查了所有受害者,写了篇内参,发给人民日报。该报群工部主任王永安看完之后,感觉事情很严重,派了两个记者来到太原,三个人再次核查,最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逮捕令发出之后》的长篇通讯。
 
    “第一天见报就轰动了,整个太原都轰动了。第二天,山西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省委决定将某某开除出党》,第二版就全文转载了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高勤荣现在说起来还有些兴奋,“他儿子被判了14年,那篇报道影响确实太大了。”
 
    高勤荣出了名,接到的线索也就多了。
 
    接下来,他又与人民日报记者郑德刚采写了一篇《党费风波》,报道的是当时的运城市公安局副局长崔某某。有人向他们反映该副局长三件事:奸污妇女、贪污腐败、三年不交党费。
 
    高勤荣当时想,三件事一起调查有难度,而且需要大量时间。于是他先从党费入手。
 
    公安局的“内线”给他提供了证据。在一张缴纳党费的登记表上,这位副局长三年都是空白。
 
    这篇报道在人民日报见报后,山西日报全文转载并配发了评论。
 
    但是,如何处理这起事件,又是一道难题。崔某某副局长仍趾高气扬,像没事人似的,没有受到任何处理。高勤荣看不惯,他认为党章是全体党员遵守的最高原则,岂能践踏?于是,他找到市委组织部长,他问,“我是一名党员,可不可以列席公安局的党组会?”
 
    征得组织部长同意后,高勤荣列席了公安局的党组会。
 
    据他回忆,当时党组会的形势很“严峻”,7名党组成员中,4个都是这位副局长的“铁杆”。开会前,党组书记组织大家学习了党章,然后对高勤荣说:“高记者,你先给讲两句吧。”
 
    高勤荣心想,公安局的党组会,哪能乱讲话,但当时他又不能不讲。他严肃地说:“我相信每个党员都能按党章办事。”
 
    这一句简短的话语,使会议的形势一下子变了。最终,党组会按党章条例,全票通过将这位副局长开除党籍。
 
    会议结束后,高勤荣马上给山西日报发了一篇稿子。后来,这位副局长的职务也被免了。
 
    两篇报道之后,高勤荣在当地出了名。总编对他说:你捅这么大娄子,我当时还真为你捏把汗呢。    
 
    从此,高勤荣做监督报道越来越有感觉。
 
    第三篇有影响力的报道是和中国青年报记者麦天枢合作,当时山西省正搞第六届全运会,各地市代表队在全国范围内借高水平运动员参赛,弄虚作假成风。他和中国青年报记者联合调查后刊发文章,又在全国引起轰动。
 
    “那时候找到当记者的感觉了,太刺激了,很有正义感。”高勤荣挺了挺腰板说,从那时起,在山西新闻圈里,他出了名。由于手里的线索越来越多,每次出去采访,报社和电视台记者都愿意跟着他。
 
    两次流泪
 
    “我可不是‘刺头’。”老高说,写了一辈子稿子,正面报道占了3/5,“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弘扬正气,唱主旋律。”说到这里,他哈哈大笑。
 
    他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长治市黎城县有一个村支书,为了使全村富裕起来,带领全村人种大棚菜、建石沙场等,成绩斐然,闻名遐迩。报社派他去采访。
 
    高勤荣白天采访,晚上住在村支书家里,和村支书聊了一晚上。
 
    “全村都富了起来,你咋样,存了多少?”老高问。
 
    村支书什么也没说,默默地到衣柜里拿出了存折,扔给老高。
 
    “我接过来一看,才300多块钱,他把村子搞得那么富,自己却没挣多少。我当时非常感动,眼圈也禁不住湿润了。”回去后,他便写了一篇《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把这位村支书的事迹好好地弘扬了一番。后来,这位村支书被评为全国优秀党支部书记。
 
    还有一次流泪,是悲愤交加。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去忻州采访。在宾馆里,他看见窗外有一个警察晃来晃去,高勤荣就把他叫了进来。警察一进门就跪下了,“你是记者吧,你救救我儿子吧!”
 
    这个警察说,有天晚上他儿子肚子疼,送到医院后,医生给输了液。没想到半夜,儿子疼痛加剧,他急忙去找值班护士,护士找到值班大夫。这个值班大夫一边打麻将,一边对护士说,再挂一瓶液。结果,凌晨5点多时,娃死了,才9岁。
 
    高勤荣一听就火了,“老百姓死活都不管,是什么狗屁大夫!闹他!”
 
    回来后,他在《山西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张磊之死》。随后,又将稿子交给新华社山西分社,经该社记者调查后,联合署名在全国发表了一篇通稿《医生忙着打麻将 孩子死在病床上》。山西日报刊发此文后,副省长立即批示严查,最后这位大夫被严肃处理。
 
    提起这件事,高勤荣至今还有些哽咽,眼泪打转转。
 
    他咳了一下,定了定神说:“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又气又悲。我还记得是这么写的:张磊死了,人们感到可怜,但更可怜的是,响应国家号召做了节育手术的母亲。我写到这,真的是流泪了。后来听这位警察说,他老婆看完这篇文章哭得死去活来。”高勤荣说。
 
    “我当记者这么多年,经常深入农村、工厂。只要心里有百姓,笔下有群众,与民同歌,与民同泣,就活得非常充实。”
 
    命运的祸根
 
    高勤荣在舆论监督的路上越走越远,他的好报道频繁见诸各大媒体,有中央的,也有地方的,名气大,影响深。    
 
    1996年,他去运城采访,正好该区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四县受灾,他跑到第一线采访,看到军民昼夜在河堤上奋战,却不见该区的主要领导。一打听,当地市委书记出国了。再打听,当地专员到北京看病去了。
 
    有人私下告诉他,当时,运城地委要换班子,专员可能到北京“跑官”去了。高勤荣一听又火了。洪水这么大,居然去“跑官”。他托朋友找到了北京有关人士询问此事,证明此事并非空穴来风。
 
    高勤荣马上写了一篇内参《抗洪救灾军民昼夜奋战可歌可泣 以病为名专员漠不关心“临阵逃脱”》。前半部分,他记叙了军民如何昼夜奋战。后半部分,他写道,在洪峰第二次到来之际,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时,运城地区的行政最高长官却只身跑到北京,看病乎?要官乎?人们气愤地说,在人民最困难的时候,焦裕禄、孔繁森能挺身而出,而我们的专员哪里去了?
 
    稿子写完后,他打电话请示单位领导。领导对他说,你等专员回来,给他看看。“当时写批评报道得给对方看,这是规定。”老高说。
 
    专员回来后,高勤荣在办公室找到了他。专员看完稿子后,一拍桌子,怒气冲冲地说,“你胡说八道!”
 
    “我怎么胡说八道?”高勤荣反问。
 
    “我病了,给省长请假了!”
 
    “洪峰第二次到来之际,人们处在水深火热中,你好意思请假?”高勤荣也怒了。
 
    “你是不是党员?”高勤荣问。
 
    专员不吭声了。高勤荣一拍桌子,摔门走人。
 
    事后,高勤荣了解到,这位专员的确有腰椎间盘突出问题,但是他到了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看了看病,就“跑官”去了。
 
    回到太原,他拿着稿子找到单位领导,专员也赶到太原“做工作”。
 
    单位领导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小高,你咋给专员那样说话?你得赔情道歉。”
 
    “我不道歉,我做过调查。我写的哪点不是事实?”
 
    后来,这篇稿子最终没能刊发。但是,他持续关注运城的负面新闻,给自己后来的官司埋下了祸根。
 
    调查“假渗灌”
 
    1998年,又是运城,还是负面报道。
 
    当时,他去运城采访,在火车上,老百姓聊天。有人说,运城当地有一个顺口溜:“美国卫星在侦探,发现运城在备战,日本走了50年,运城炮楼又出现。”他一打听,老百姓说,运城现在在搞农业渗灌的大工程,但是运城是出名的黄泥地,水是不可能渗透下来的,都被黄泥堵住了,当地还突击修建渗灌工程,迎接现场会。
 
    下了火车,他就找了个车,沿着公路去调研。他看到,为了迎接现场会,沿路修了一排渗灌池,像一个个水泥炮楼,走近一看,有的就冲着公路修了一个弧形;有的里面都是杂草,池底连水泥都没有抹,怎么可能蓄水呢?
 
    他了解到,老百姓对此意见很大,纯粹是弄虚作假。后来,他又跑了四五个县,拍了大量的照片,还用摄像机录下很多线索。
 
    采访完后,他觉得问题很严重,就给人民日报写内参。
 
    写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项目究竟花了多少钱?当时,运城行署驻北京办事处的一位副主任和高勤荣是好朋友,就把该地委向省委的汇报材料拿给他看,上面写着总投资两亿八千七百多万元。
 
    高勤荣交了稿子后,人民日报很慎重,又派记者到运城落实,还在当地召开了几个农民座谈会,发了内参。
 
    同年4月3日,他接到了省纪检委打来的电话,要找他谈谈。高勤荣还记得当时的场景,在宾馆里,他翘着二郎腿,心情愉悦地等着谈话。因为他听说,关于运城的假渗灌工程,人民日报的内参发表后,中纪委有关领导已批示,让山西省纪委先行查处。
 
    他万万没想到,对方的第一句话是,“你在运城有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
 
    高勤荣一听就不对劲,直言不讳地说,“没有!”
 
    谈话不欢而散。高勤荣说,之后工作人员又和他谈了三次话,问题很琐碎:你的BB机哪里来的?手机哪来的?有人给你送过烟吗?你是不是在歌厅唱过歌?
 
    调查半年之后,最终不了了之。
 
    调查组走后的两天,1998年9月18日,《南方周末》头版头条报道了“假渗灌”的事情,文章最后还说:高勤荣仅是个普通党员,根本够不上省纪委调查的范围。
 
    之后,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和《焦点访谈》到运城采访,高勤荣又带他们到他采访过的地方去调查。
 
    使高勤荣悲伤的是,当年中央台因为这个节目获了金奖,他却获了罪。
 
    有人打电话威胁他:“高勤荣你小心点,老子非要收拾你不可!”老婆在家埋怨,孩子担惊害怕,他的气也不打一处来,多次到北京找人反映情况。
 
    但是,负面报道还是“引火烧身”了。
 
    狱中8年
 
    1998年12月4日,高勤荣在北京被山西省运城3名警察带走。在被带回山西的路上,警察向他出示了“拘留证”。在看守所,他拒绝签字。1999年3月17日,高勤荣被以三项罪名起诉至运城市人民法院。5月4日,法院下达的一份长达17页的判决书上,高勤荣因为“受贿”、“介绍卖淫”、“诈骗”这三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高勤荣提起上诉,但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
 
    终审判决下达后,高勤荣被投入晋中监狱服刑。
 
    “全是莫须有的罪名!我打条借钱,又有领导签字,却判我诈骗;别人还我家借款,我有书证,法院不予采纳,判我受贿;其他人嫖娼,又判我介绍卖淫。他们这样做,一是为打击报复,泄私愤;二是不让记者说真话。”现在说起来,高勤荣依然愤怒。
 
    在监狱里,他写了几百封信申诉,有写给运城中院的,也有写给中央有关部门的。他认为自己是曝光了运城“假渗灌工程”之后遭遇打击报复,是冤案,但是信件石沉大海。
 
    晋中监狱知道高勤荣是个记者,把他调到了《晋中监狱报》任组长。他在服刑人员中寻找典型进行采访报道。在2002年举办的全国8省市监狱报刊评比中,高勤荣一人独得两个一等奖,他也因此获得了减刑的机会。
 
    但对自己的罪行,高勤荣从不接受。每年年底写总结,总有一栏为“认罪服法态度”,但他从来不认罪,而是填上自己的冤屈。
 
    一次,监狱宣传科长对他说,“你这么写,就不能减刑了。”
 
    “不减就不减。”高勤荣硬梆梆地顶了回去。
 
    高勤荣入狱,也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据他本人回忆:2001年3月,全国政协常委杨伟光、高占祥等7人,就此事向全国政协大会提交了第89号提案,他们指出“这是一起明显的打击报复、有罪推定,甚至是涉嫌栽赃枉法”。这份提案转呈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最高法院曾指示山西立案再审;2003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韩雅琴等人为高勤荣再次提出建议案,仍然没有结果。
 
    8年之后,高勤荣出狱。
 
    老高认为,当记者成为百姓心中的“铁面判官”,许多有冤屈的平民百姓不找法官找记者的时候,记者其实已经处于危险的境地了。“你既然是百姓眼中的救星,那么自然也就成了腐败分子的眼中钉!危险甚至牺牲,就在你眼前。”他说。
 
    一位学者分析说:“我认同这种理念:每一个公民的日常生活都与另外一个公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当所有的‘高勤荣’都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的时候,我们自身的公民权利也就岌岌可危了。”
 
    揭开“血色黑洞”
 
    出狱后,他没了记者证,成了无业游民。最初就是靠爱人的那点工资。后来,他想,总不能靠老婆养活,他先想到了卖血,后又想,在街上摆一个擦皮鞋摊,取名“记者鞋摊”。
 
    还有人给他出主意,“把鞋摊开到运城市委门口去,除了擦鞋,没事就在那里磨刀。”高勤荣说起这个创意就哈哈大笑。由于家人的反对,他最终没去擦鞋和卖血,而是和以前的一些好友做点小生意,平时写点东西,策划点广告,生活勉强维持下去。
 
    做了二十多年记者,高勤荣还是喜欢做新闻。出狱后,打抱不平的性格还是没变,手里又有了线索。
 
    这时的他不是记者,没有发稿平台。他说,时代给了他机会,自媒体时代到来了,“我感觉互联网比以前的平台还好呢。”
 
    尽管他不是记者,但他毕竟从事新闻工作20多年,他的新闻敏感性比一般人要高出许多。他搜集线索、证据,在博客上撰写稿件,抓的依然是新闻热点,而且一抓一个准。有重大题材,他会与媒体合作。
 
    山西某煤管站站长,不到一年,就挪用公款一亿一千万元。关于此事的报道在《南方周末》刊发,他用了笔名。
 
    2011年底,他与《新民周刊》记者合作,撰写了三万字的《血色黑洞》,揭露了山西煤炭采空区塌陷的现状,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
 
    2012年,他接举报,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家里丢了5千万元现金,他第一个在微博上披露,各家媒体纷纷跟进报道。
 
    用高勤荣的话说,他的线索引发的话题传播得“铺天盖地”。
 
    “哎呀,我一看,这互联网的力量太大了,比传统媒体传播快多了。现在是新媒体时代,自媒体时代,尤其是新任领导上来之后,很重视实名举报,我借互联网和新政的东风,又有了战斗的舞台。”老高说。
 
    爆料“房媳”
 
    老高潜心研究互联网的传播。一个个举报线索,如何才能在当下传播?
 
    他说:标题和140字以内的介绍很重要。一山西人大代表4个老婆10个娃的线索,举报人举报的是一起因土地拆迁引发的斗殴,他梳理线索的时候发现了“4个老婆10个娃”的事情。为了让事件得到快速传播,引起重视,必须懂得传播规律,“公众关注点很重要”。
 
    该微博被大量转发后,该人大代表上午就被取消资格,晚上被刑拘。
 
    “我做了一辈子新闻,离不开。能为老百姓伸冤,我很高兴。”老高说。
 
    互联网的报道越来越多后,高勤荣接到的线索也越来越多。
 
    1月22日,“房媳”的爆料人找到了他。
 
    他和提供线索的人多次核实,并拿到了张彦的身份证复印件。1月22日,高勤荣在微博上首先公布了此事。由于证据扎实,传统平面媒体直接把电话打到了政府部门,中央台跟进报道。
 
    高勤荣在微博上公开了自己的手机号码,线索和爆料越来越多。
 
    此后发生的事情,不出他的预料,“房媳”家人非常愤怒,扬言要“收拾高勤荣”。
 
    2月7日,他爆料:继山西“房媳”之后,运城又一干部持有4个身份证。第二天,《京华时报》刊登文章《山西房媳丈夫被曝为银行行长办3户口以转移资产》,文中称,有爆料人称“房媳”丈夫孙红军为其哥儿们陈建辉也办理了多个户口,陈建辉目前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平陆县支行行长。运城市纪委表示,如情况属实将介入调查。著名爆料人高勤荣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他已掌握了房媳的丈夫孙红军违规为他人办理多个户口的事实,“陈建辉是孙红军的铁哥儿们,孙红军在当公安局长时为其办理的户口。”
 
    老高说,他的线索有来自民间的,也有来自官方的。运城的爆料人越来越多,只要有风吹草动,总有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给他发短信,老高掌握了被举报人的一举一动。
 
    高勤荣说,2月2日下午,在运城市郁金香大酒店512房间,运城纪委在调查山西房媳事件过程中,某些人竟然将被举报人和证人安排在同一房间,同一时间谈话了解情况,这究竟是想干什么?
 
    “我爆料,你们媒体要跟进啊。”高勤荣说。
 
 
 
 
英雄并不孤独
 
刘畅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2月21日   11 版)
 
 
 
    在新闻界,高勤荣被很多人视为“异类”。常年在三晋大地上奔走,看到基层的“好人好事”,他忍不住写了不少稿子,但很多都发表不了,原因是“歌功颂德”色彩太浓。同样,看到了基层的“丑恶现象”,他也写了不少稿子,也发表不了,原因是“未经核实的爆料太猛”,很多媒体不敢发。
 
    好在,高勤荣赶上了“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微博时代,很多发不出去的文章,转化成举国关注的热点事件线索,也再次成就了高勤荣的“新闻梦”,一个仗义执言、百折不挠的新闻硬汉,更多地为公众和舆论所接受。
 
    说起来,嫉恶如仇的血性,在高勤荣的个性里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顺境如此,逆境亦然。当年,因为曝光山西运城节水灌溉工程造假问题,他着实得罪了某些“权贵”,此后蒙受了牢狱之灾。一位同他合作过的中央媒体记者曾经掩面而泣:“是我们的报道害了高勤荣。”言语之间,流露出无法保护当地同行的悲伤和歉疚之情。
 
    然而,高勤荣并没有倒下。毕竟,时代不同了,曾经遭受厄运的爆料人在社会和舆论环境变化的情势下,找到了自己普通而寻常的新生活。想过卖血、擦鞋,未果,倒腾小生意,开茶馆,一次次并不成功的“经商活动”,只能让他勉强糊口。没有了单位和体制支持,高勤荣依然像一个普通网友一样,热心关注着国家社会和时事政治的发展,关注着每一个焦点问题的动态变化和热点事件的进展。
 
    和很多网友不同的是,富有传奇色彩的揭黑记者经历,人生的跌宕起伏中依然没有泯灭的新闻梦想,此时,显露出“舍我其谁”的独特勇气。他的眼神里,有着咄咄逼人的刚直光亮,他的语态里,有着绵里藏针的不屈气势,而他的笔下,则绵延着对正义的无限渴求和向往,以及对密室密谋的权力勾结和贪腐交易的无比憎恨。
 
    所以,高勤荣以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和似曾相识的人生锐气,依然高擎着伸张正义的理想旗帜。没有了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没有了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记者证,他的新闻热情却丝毫不减。热心搜集各类线索,小心翼翼暗访、求证,希冀着能靠过硬、扎实的证据揭露不轨行为。从这个角度而言,高勤荣揭露某一丑闻和内幕的成功,又不仅仅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如果缺少了当前传统媒体在发现贪腐线索之后的跟进、核实,以及各种媒体评论和公众意见的推动,甚至相关纪检监察部门的迅速反应和调查介入,就很难让相关当事人得到惩处,更不用说让高勤荣获得爆料意义上的成功。
 
    尽管“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高勤荣的努力依然可以让我们体会到正义的价值,正是有了对正义和公平的不懈追求和渴望,正是有了扫除权力密室藏污纳垢的勇气和共识,高勤荣们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和贡献,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让人珍视。在促进权力透明和监督一些官员不轨行为的道路上,高勤荣并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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