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磕派律师

叶竹盛

刊《南风窗》2013年第18期

律师江湖

某酒店宴会厅，七八十名参加研讨会的律师边吃午餐边高声交谈，只有两位律师站着，其中一位解开衬衫，从腰腹处往两边扒开，露出中年发福的身体，向另一位展示长在肚皮上的几颗良性脂肪瘤，仿佛身处自家厅堂。他就是常常在言语和行动上出人意表的“律坛怪侠”杨金柱。

在这次被认为是死磕派律师大聚会的研讨会上，杨金柱剖析了自己走上“死磕”道路的心路历程，“我觉得原来我们好多律师都是骗子，包括我自己”。听众中先是传来几声干笑，然后是响亮的掌声。

“这不要鼓掌了，我感到很惭愧。”他接着抛出更为刺激的话，“我认为，不死磕的刑辩律师，在现在的司法状况下，基本上是骗子。搞个辩护词，到法庭上讲几句，有什么用？很轻松完成任务，哪怕你一个案子收几万、几十万、上百万——我知道北京几个大律师一开口就是收费500万、1000万。但是，不死磕对不起这些钱啊，各位！”

坐在台下的迟夙生律师正微博“直播”研讨会的内容。从2011年开始上微博的她，现在已经发表和转发了4万多条微博，发微博的速度惊人，杨金柱还没有讲完，她已经发出了一条微博：“律坛怪侠杨金柱……今天的观点是——不死磕的律师是骗子。”

这句在传播过程中被简化，因而丧失了语境的话，迅速引起了争议，一向对杨金柱颇有微词的何辉新律师认为他说出“这种贬损同行，自我表扬，疯狂炒作”的话一点也不意外。

另一位本想着“他们做他们的死磕派，我做我的普通律师，相安无事”的律师也被这句话激怒了，写了一篇长文怒斥死磕派，并为自己被无辜打为“骗子”正名。他在文中质问：“难道就因为没有像你们一样去死磕，没有像你们一样去大讲特讲刑讯逼供，没有像你们一样边开庭边发微博，然后就成骗子了吗？”

杨金柱看到自己的话在微博上被简化了，招致异议，在会场上站起来，希望大家赶紧上微博帮他“解释一下”。因为微博而聚在一起并壮大声势的死磕派律师，这次却被微博磕了一下。

死磕派律师的涌现，在律师江湖中掀起了不小波澜，也在更大的话题域中产生死磕派律师“到底是磕出法治中国，还是磕坏中国法治”的争论。

死磕派成长史

直到最近大家才搞清楚死磕派律师这个说法的渊源。一直被认为是首创者的杨学林律师回忆说，他最初是听迟夙生律师说过这个词。2011年6月份发生了“北海案”，4名刑辩律师以刑辩界臭名昭著的伪证罪被刑拘。当时恰逢“李庄案”第二季以检方撤诉告终不久，刑辩律师们还未从胜利的喜悦中回过神来，又被现实狠狠打击了一下。

激愤的律师从全国各地前往北海为被刑拘律师辩护或是声援。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执业的齐齐哈尔律师迟夙生是律师界少有的全国人大代表，但她一直偏安于东北一隅。“北海案”发生之初，前往声援的律师在当地遭遇了诸多困难和压制，迟夙生坐不住了，从东北飞往广西。她看到有律师受到不明身份的人员围攻和打伤，忧虑重重，说了一句“得死磕”。杨学林从那时开始对“死磕”这个东北方言留下了印象。

2012年初，贵阳发生“黎庆洪打黑案”，总共有50多名被告，涉及27个罪名，事态越发严峻，最先介入的周泽律师呼吁各地律师前往援助。最终有本地和外来律师共88人出庭辩护，庭审前后持续了40多天，堪称共和国第一大规模刑事庭审。

“黎庆洪案”在贵阳第一次开庭时，天气异常寒冷，但庭审过程更为僵硬。甫一开庭，辩护律师便直指上级指派的公诉人身份不合法，要求回避。杨学林还清楚记得那一次交锋，“不让他们宣读起诉书，他们一开口，就有律师反对”。僵持之下，一个上午过去了，公诉人连起诉书也没有念成。中午吃饭时，迟夙生忧心忡忡地对杨学林说，“这个事情我看得坚决死磕”。

一语成谶。当天下午继续开庭时，律师继续申请公诉人回避，一直僵持到当天庭审结束。第二天，审判长一开始就宣布驳回前一天的回避申请，律师们立即提出抗议，要求复议，但是审判长不予理会，径直让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一些律师按捺不住，纷纷站起来抗议，最终审判长命令法警将伍雷、刘志强和杨名跨3位律师驱逐出法庭，并训诫了多名律师。

直到开庭第五天，迟夙生律师激烈抗议审判长无故中断已经启动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也被下令驱逐出法庭。面对围上来的法警，她情绪激动，血压升高，一头栽倒在地，被送往医院急救。这一幕成为“死磕”最形象的展示。

“黎庆洪案”后，死磕这个词就不断出现在杨学林的微博和博客上，但还没有发展出“死磕派律师”的说法。2013年2月份，杨金柱、陈光武、杨学林、刘志强等在“黎庆洪案”中死磕过的律师在江西办理“桂松案”时，斯伟江发了一条微博，戏称：“你们死磕这班人又去搞新案子啦，不如任命你们为死磕派。”

刘志强开玩笑说，“死磕派不是谁都能当，要搞一个认证”。杨金柱马上说，那就搞一个死磕派律师认证中心，还煞有介事地写了一份《关于拟成立“中国死磕派刑辩律师资格认证中心”的说明》，拟邀请陈有西、袁裕来、斯伟江等知名律师作为专家评审团。但在杨学林看来，杨金柱的“杨氏刀法”一向虚虚实实，纯粹是“搞着玩”，“后来都没人提认证的事情了”。

不久后，杨学林发了一条微博，根据辩护风格，将中国刑辩律师分成三种：死磕辩护派、形式辩护派和勾兑辩护派。后两者分别指走过场、做足样子的辩护律师和通过幕后勾兑解决问题的律师。此后，大部分参加过李庄案、北海案、常熟案和小河案的律师一般被认为是死磕派律师。

争议死磕

死磕派律师中比较年轻的王兴律师并不赞成使用“死磕派”这样的说法，“往往因为概念界定不清，导致误会和矛盾”。

但这种担心已经成为现实。不论是杨金柱被简化的说法“不死磕的律师是骗子”，还是杨学林的三分法，非死磕派律师好像被归为道义上存在问题的群体。这引起不少律师的不满。

王立峰律师用充满讽刺的笔调写了一篇《正常律师转向死磕派律师之秘籍》，描绘了一副从接案、会见、庭审一直到结案过程的死磕派规划路线图，言语间颇有指责死磕派律师喜欢炒作、煽情和不顾当事人利益的意味。

黄云中律师则直指死磕派律师为撒娇派，他批评死磕派没有传递正能量，“置己身于体制对立面，以演艺手法娱乐社会。利欲之心高过公义之心，热闹之中对正常法制构成破坏，也将律师业导向不归之途，十分恶俗”。

死磕派律师受到非议不仅来自业界。频繁发生的死磕案例也吸引了最高院高层的注意。在法庭上抗议、发微博、被逐出法庭……这些死磕表现被原最高院副院长张军在一次法官培训会上归纳成律师“闹庭”，并要求法官加强庭审的掌控能力。

或许死磕派律师最危险的争议来自内部。迟夙生说，死磕派之间有时候也会死磕。尽管陈有西和斯伟江两位成名于李庄案的律师都不承认自己是死磕派，但他们在北海案等一系列大的死磕案例中都没有缺席。

冲突首先发生在陈有西和杨金柱之间，两位曾并肩作战的律师在北海案后突然决裂，双方各自写了多篇文章相互指责、“揭露”。此后先后代理过李庄案的陈有西和斯伟江之间又发生了论争。许多律师不愿谈论谁是谁非，事实上这些论争已经演变成了罗生门，在不同人那里将构建出不同的“真相”。一些人认为主要是理念之争，另外一些人则将论争解读为争功。

这些发生在内部的死磕为外界提供了话柄，强化了一些人认为死磕派律师无非是沽名钓誉者的观点。曾任重庆市律协会长的孙发荣律师对律师之间的争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提出律师之间应当相互包容，不要相互糟蹋。

死磕派律师们也在努力消除误解和争议，他们做出的第一步努力就是为死磕正名。杨学林认为“很多人对死磕派有误解，好像就是瞎闹、瞎搞，我们全是从刑事诉讼法上抄的，一个字都不差，要求法院按照刑事诉讼法来做。如果法院做了，死磕也磕不起来”。

王甫律师自北海案开始加入死磕团队，他认为造成误解的关键在于死磕的方式太单一，无非是申请回避、被逐出法庭、死磕程序等等，而法庭上的辩护词、辩护策略这些技术性的内容公众没有看到，因此容易形成死磕派没有技术的印象。

被杨学林称为“传奇人物”的朱明勇律师虽然有许多“死磕”的辉煌历史，但也不愿意自称为死磕派律师，因为这个概念“无法从字面意义理解真正的内涵是什么”。在他看来，死磕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对司法机关的违法进行坚决的抗争”，而律师最大的武器就是法律。

死磕派律师虽然都不再是体制内律师，但他们也在寻求与体制共存之道。杨金柱在他今年新年献词中写道，新年的梦想之一是“让执政党对死磕派律师们越来越包容和尊重”。在死磕派律师之前，涌现过一些维权律师或人权律师，以公益维权为主，通过个案推动社会进步。在朱明勇看来，他们与死磕派律师的不同之处在于，死磕派律师追求的是个案公正，而维权律师可能出于理想而伤害到当事人。

开篇提到的那次死磕派律师研讨会，也吸引了一些维权律师报名参加，但研讨会组织者似乎有意与他们保持距离，虽然收到报名，却很微妙地没有主动发出邀请。

杨金柱在会上说，大家要“好好死磕，多多赚钱”。即使是死磕派律师中表现最为高调的杨金柱，在杨学林看来，也是颇为务实。他举例说，杨金柱在近期一个案子中，“前期大力死磕，网络揭露，后期庭审和谐，网络消声。为何？因当事人告知有司已让步，要求给面子。律师及时改变策略，以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利益”。死磕派律师本质上仍然是追求业绩的职业律师。

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吴庆宝近期在《环球时报》上发表了《死磕派律师更要维护法治社会》，肯定了死磕派律师的作用，提出“政府应主动团结这些律师群体，让他们成为决策的参谋之一”，但同时也提醒“切忌私下小范围形成与政府对立的意见和行动，将自己划到政府的对立面”。

不少死磕派律师都提到私下场合来自官员的认可和赞赏，或是官员改变了以往对律师的偏见。杨学林在代理李庄案之后就明显感觉到了差别，以往他代理一些比较敏感的案件时，有关部门都会找他谈话，自那以后好像变得信任他了，不再有类似的谈话。

死磕的未来

王兴对死磕这种辩护方式的前景不甚乐观。在他看来，死磕要借助现代传播手段，形成社会关注和舆论压力，以促使审判得以公正进行。但是他已经意识到，死磕派律师要避免江郎才尽，就必须不断创新死磕模式，才可能维持比较高的关注度，否则只会让公众产生关注疲劳，难以形成影响力。

从李庄案一直到黎庆洪案，吸引眼球的元素不断推出，但随着死磕迅速走向极端化，需要动用“非常”手法。最近的两个例子分别是“绝食抗议”和“送红薯”。

今年5月份，杨金柱和伍雷在广西北海市银海区法院共同为一个职务犯罪被告人辩护，两位律师因抗议自己的发问多次被审判长打断，而被以“扰乱法庭秩序”驱逐出法庭，并被解除辩护权。杨金柱认为律师辩护权被法院非法剥夺，因此要求院方出面沟通，否则以绝食进行抗议。

此后，一张杨金柱独自一人坐在法院雄伟大楼前绝食的颇有悲情意味的照片迅速在微博上传播，吸引了大量关注。不少律师开始前往北海声援，最终法院宣布恢复两位律师的辩护权。

如果说绝食太过悲情，那么今年初的“送红薯”事件则显得颇有戏剧性。福建省“福清纪委爆炸案”主犯吴昌龙已被羁押了12年而未判，其姐姐及当地律师林洪楠等人多年努力无果。去年底，较为温和的张培鸿律师接手此案，但福建省高院拒绝吴昌龙更换律师，张培鸿“连高院的门都没能进去”，于是找到杨金柱和伍雷出马。

两人接手后，多次联系经办法官无果，开始死磕——花8元钱买了5个红薯，在高院门口穿着律师袍“散步”，引起注意后，被“请进”法院沟通，并在微博上“直播”沟通内容，法官很快便同意二人为吴昌龙辩护。几个月后，吴昌龙及同案被告共5人被宣告无罪释放。

后“黎庆洪案”时代的死磕开始“行为艺术化”，这或许是王兴所担心的死磕创意开始走向山穷水尽的迹象。但更让死磕派律师觉得无奈的是来自法院方面的一个变化。

经过几次广为传播的死磕案例后，一些律师发现一些刑诉案件的庭审违反诉讼程序的情况减少了。有些案子的审判长甚至满足律师提出的所有合法的程序上的要求，比如以往在职务犯罪中很少传唤证人到庭作证，现在有死磕派律师就遇到有法院同意传唤所有有关证人到庭作证，甚至包括反贪局局长。

去年12月，杨金柱和杨学林在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代理一起打黑案件，庭审进行了16天，主审法官“答应了律师提的所有要求”。杨学林说，庭审很和谐，一点死磕的余地都没有。“死磕只能磕程序，没办法磕实体”，尽管该案判决结果令他们很不满意，但也没其他办法。

就在近日，法治记者陈宝成在山东平度老家因为抗拆被以非法拘禁罪刑事拘留，至少数十名律师赶赴平度，准备“死磕”。如杨学林所说，死磕只能磕程序，此次陈宝成案最大的争议在于事实与罪名等实体问题，死磕是否仍然奏效，是否仍然能够获得几乎一片倒的舆论支持，这还有待揭晓。

从掀起业界涟漪到撬动中国法治进程，死磕派律师无论毁誉几何，都将是中国法治史上的重要一笔。著名刑法学家陈兴良教授觉得死磕派律师“不像律师”，但是“律师不像律师首先是因为法官不像法官”，他认为“不可否认死磕派律师以一种自我牺牲的方式推动法治进步”。杨金柱在宴会厅上拉开白衬衫展示瘤子的一幕或许就是一种暗合的隐喻。